编者按 2021年12月中旬，由省委宣传部和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安徽智库论坛（2021）在合肥召开。本次论坛以“打造‘三地一区’建设美好安徽”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从推进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打造安徽产业竞争新优势等多个角度积极建言献策。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摘登如下。
在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主动作为
作为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双接壤地带，安徽 “左右逢源”，面临着国家多重发展战略叠加，人文历史底蕴积淀深厚、科技创新能力多年居全国第一方阵、交通运输网络通达、生态环境良好，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因此，安徽要在长三角一体化与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积极主动作为。
建立创新产业联盟，用科技新变量催生经济新增量。一方面，创新国家综合科学中心“沿途下蛋”高效转化机制。充分利用大科学装置创新链前、中、后的科学技术链接与拉动效应，有效嵌入成果转化机制，将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两心同创”的创新链+成果转化链+产业链有效对接，在创新链的诸多产业化环节中逐个“下蛋”。另一方面，积极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五谷联盟、科技创新东中西一体建设。安徽既需要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扬皖所长、补己所短，优势互补，构筑创新链、人才链、资本链、政策链，驱动产业链、供应链；又要利用《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给予的政策红利，推动中部创新联盟成型及东中西 （上海张江+合肥+南京+武汉+长沙+郑州+西安等）一体创新机制建设，打造创新、产业、行业商会协会等多维度合作联盟平台，以开放共赢的格局与合作互利的方式，将“中国（武汉）光谷+中国（合肥）声谷+湖南动力谷（轨道交通、航空）+河南电气谷（智能电网装备）+江西电子谷（硅基蓝光LED）”等“五谷”打造成立足中部、链接东西部的“创新+制造+智造”的联盟体系，促成中部地区深度协作高质量发展。
构建开放型自由贸易试验区联盟，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中部已有武汉、长沙、郑州、合肥四个“万亿俱乐部”城市，在深度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获批了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部地区需要借鉴“长三角自由贸易试验区联盟”的经验，携手打造“中部自由贸易试验区联盟”，并与长三角互联互通，在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监管便利化）、生产成本（关税作用）、物流成本（直通程序）等方面改革创新，不断探索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举措，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由此带动安徽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国家级高新区和经开区、临空经济示范区共同开放发展，推深做实贸易投资双向开放度。利用中欧班列互通平台，加强陆海联运、跨境电商、空中丝路链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合作，实现联动性开放和穿透式开放，破除区域有形无形壁垒，促进经贸供需直达，创造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高水平开放新形式。
发展毗邻经济，探索走出双循环发展新道路。依托区域发展的点—轴（带）—节点（枢纽）—圈（经济圈）增长结构，研究制定省际毗邻区新型功能区建设工作方案及支持政策，大力发展毗邻合作园区经济，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利用《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深化南京—滁州、徐州—淮北一体化融合机制，加快南京—滁州—马鞍山同城化步伐，以都市圈为依托，创新产业竞争新优势，积极主动参与双循环；以新安江流域共谋、共建、共治、共赢、共享，推进杭州、黄山一体化开放发展，推进浙皖闽赣共建国家生态旅游协作区，建设黄山—衢州—南平—上饶旅游协作“联盟花园”，以开放合作推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推进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打造亳州（奉贤）、阜阳（苏州）农产品绿色精深加工、生物医药、现代物流基地、园区。深入推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将“红、绿、特”产业做精做实；以京港高铁“合安九”段开通为契机，打造皖鄂赣（宿松、黄梅、庐山）长江经济带经济协作、物流园区。（曾凡银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以技术突破驱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强化“两个坚持”、全力实现“两个更大”，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安徽的重大任务，也是安徽的时代使命。中国经济正在从“DUI （Doing/using/interacting）模式”转向“STI（Science/technology/innovation）模式”，作为快速发展但还不够富裕的安徽来说，创新是实现安徽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要紧紧抓住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这个“牛鼻子”。
四类指标约束需要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从全球视野、历史经验和未来发展看，要辩证认识国土开发强度、双碳、能耗和产能指标，这将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性约束指标。从国土开发强度指标看，安徽既要有建设用地空间，又要提高建设用地亩均经济贡献。从双碳目标看，安徽既要有足够的碳配额才有发展空间，又要在降碳上下深功夫，狠抓低碳技术的突破，实现低碳发展。从能耗看，安徽高能耗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降能降耗唯有技术创新，要尽早谋划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双控”转变的方案。从产能指标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约束指标就是产能。皖北积极承接苏浙沪产业转移，既要积极争取产能指标随产业转移而转移，又要在创新中承接，在承接中创新，通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实现在承接转移中升级。
安徽制造业发展需要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驱动。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转变，要依靠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要依靠“五基”关键核心技术掌控。提升安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要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安徽传统制造业“铜铁煤电化”特色显著，新兴产业亮点频出，但关键核心技术缺乏，创新能力不足，面临着产业扩张和升级双重压力，技术创新与成本优化两大难题，全球“灯塔工厂”安徽仅有1家，尤其是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基础工艺、基础装备和基础软件等“五基”技术缺失，“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不多且创新能力有限。因此，安徽传统产业龙头企业要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以技术突破实现转型；要大力推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找准关键核心技术难题进行攻关突破；新兴产业要大力培育“瞪羚”和“独角兽”企业；积极借力资本市场力量促进企业创新发展。
“双招双引”要紧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有能力的企业。安徽经济总量不足，市场主体不够多，大企名企较少，人才集聚难度大，产业结构转型依靠本地企业成长慢。 “双招双引”是解决以上难题的抓手。大型企业或著名企业落地安徽，可以快速增加产值，借助名企集聚人才，优化产业结构，形成安徽品牌效应。但若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基地仍不能够落地本省，甚至税收也难在本地形成，亩均贡献就会不尽如人意。新一轮“双招双引”一定要注重税收缴纳所在地、研发基地的落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要重点招引有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的企业和人才队伍，做到技术研发和税收缴纳落地安徽以实现产业“补链”“强链”。推进对安徽有持续贡献的招商引资，实现安徽高质量发展。“亩均论英雄”是考核地方、园区和企业的关键所在。
“创新创业”要紧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创业型团队。 “双招双引”是引入外部力量驱动安徽发展，“创新创业”则是内在驱动力量。考察当前经济，要看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和发展质量；考察未来发展潜力，关键要看新注册企业的数量和质量，特别是有技术含量的新注册企业数量。安徽要加快科技创新攻坚力量和成果转化运用体系建设，要吸引更多科研成果在安徽实现转化形成生产力，技术型创业或学术型创业是第一路径。 “创业安徽”不能仅仅被认为是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的就业。宏观看，“创业安徽”是全民创新创业意识的开启，微观看是新的经济力量形成。没有“铺天盖地”创业，哪能形成“顶天立地”企业。尤其要大力支持本土和招引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创业型团队在皖或来皖创业，这是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抓手或突破口，安徽要走出一条科技型“创业安徽”的科技策源地建设新路。（刘志迎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全力打造新兴产业集群
当前，安徽新兴产业逐渐呈现集群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特点，部分优势产业已经入围“国家队”，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正逐步形成。一方面，产业基础较好、创新优势较突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和新能源汽车产业贡献全省70%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另一方面，产业发展目标明确，政策举措立体，包括“三重一创”规划重点工程、“双招双引”提升创新能力、“群主链长”开展专项行动、“数字赋能”推动产业升级等。同时，《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开展十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建设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智能家电5个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然而，安徽在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方面还存在若干深层次的问题亟待改善或解决，包括科技创新的基础不牢、头部企业的数量和质量不足、创新人才严重缺乏、创新系统结构松散、创新创业文化意识薄弱等。 2022年是关键之年，国内外发展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严峻。越是重要关头，越是要紧紧把握创新第一动力，扬皖所长，补皖之短，在事关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中的难点与痛点处，敢作为、能作为、善作为。
抓重点，充分发挥高校和国家科研机构在科技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依托中科大承担多项国家科研攻关项目契机，开展“政产学研用金”等多要素联动，进一步积累新兴产业技术优势，推动核心技术突破。建立技术创新共生体系，推动企业研发中心、高校和科研机构等联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支持高校院所创建国家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珠峰计划”前沿科学中心，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加大“双一流”高校建设支持力度，提升地方高校学科建设水平。
优机制，推进技术与资本的深度结合与互动。一方面，可以模仿硅谷银行，探索和筹建专注于服务科技创新产业的科技型银行，为科技型创业企业提供风险担保，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科技金融服务品牌。另一方面，构建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实体经济体系，推动政府母基金、产业基金和市场基金联动发展，打造基金丛林，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强主体，重视头部企业在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引领作用。头部企业的主导作用对强化可持续创新系统十分重要，因此需要进一步培育发展科大讯飞、国盾量子、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汽车、阳光电源等企业。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构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科研立项机制，企业“出题目”、院所“作答案”，鼓励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引领应用研究。另一方面，完善十大新兴产业“双招双引”机制，引进头部企业和重大项目，实施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建设工程，构建“头部企业+中小企业”生态圈，做长做宽产业链。
聚人才，重视科技产业组织人才培养。一方面，全面升级现有人才计划、人才工程、人才平台。改革现有人事制度，提升人才政策的竞争优势，大力引进培育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等。另一方面，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围绕新兴产业领域基础研究、新兴技术创新等设置新兴专业，与知名企业等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
重支撑，发挥国家政策与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合成效应。一方面，依托安徽自贸试验区，深化“民间+政府”模式，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实施民营经济上台阶行动计划，积极推进创新创业文化的建设，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扩大企业数量和整体规模。另一方面，打造惠企政策直通车，加大民营企业融资、用工、用能等政策支持力度，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洪 进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布局前瞻性战新产业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是安徽省经济加速崛起的主要支撑。 2011年至2020年10年间，安徽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只有1年低于GDP增长速度0.2个百分点，有2年持平，其他7年都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分别为28.5%、17.3%，对工业增长贡献率均已超过70%，是GDP增长速度的2倍多。可以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安徽即将迈入第一方阵作出了重大贡献。
战略性新兴产业既代表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又有广泛的社会需求，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抢抓产业技术革命先机、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构建先发优势的必然选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必将给世界各国和中国各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培育安徽产业竞争新优势，需要努力引进“植入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内生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一，掀起“双招双引”新热潮。围绕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成立工作推进组，制定“双招双引”手册，把“双招双引”作为经济工作的“第一战场”，通过“双招双引”，集聚全球优质资源，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不仅要引进项目、技术、资金，更要引进人才、企业家、科技企业家，以及品牌、市场、管理、理念等，努力引进“植入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要推广合肥“双招双引”经验，注重引进“灯塔”式创新型企业和龙头骨干企业、链主企业。
第二，抓住主场全球化机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地处中部地区的安徽要发挥区位交通、市场腹地、生态环境、人力资源优势，承接更多的产业转移，打造商品和要素循环畅通的巨大引力场；要注意发挥安徽的低商务成本优势、基础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优势，以及发挥24个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4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规模发展优势，抓住主场全球化机遇，大力发展“内生型”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三，谋划与沪苏浙的“山海协作工程”。山海协作工程，是浙江省委、省政府为了推动以浙西南山区和舟山海岛为主的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实现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山海协作工程的主要做法是以项目合作为中心，以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配置为主线，通过发达地区产业向欠发达地区合理转移、欠发达地区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有序流动，从而激发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活力，推动经济加快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其中搭建资本与项目对接平台是沪苏浙一对一帮扶皖北8市的具体路径之一。安徽要牢牢把握东部带动中部发展的机遇，在引进沪苏浙项目、资金、技术、人才上抢占先机。
第四，鼓励皖企与国内优势企业的并购整合。与优势企业并购整合，加入优势企业的分工合作体系，可以获得优势企业的投资、技术、管理、平台、社会声誉等溢出效应，也可以通过与优势企业并购整合来吸引其投资。中国宝武和马钢集团的重组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宝武在马钢要打造“1+8”精品钢产业基地，其中计划总投资92.69亿元新特钢工程项目于2021年11月18日正式开工。
第五，营造优先安徽承接沪苏浙产业转移的舆论氛围。 2020年安徽吸引沪苏浙到位资金7490.5亿元，占省外投资的53%。安徽要研究并呼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沪苏浙优先向安徽转移产业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利用好长三角三省一市政府层面“三级运作”机制的“近水楼台”优势，抓住上海、苏南、环杭州湾等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出现阶段性饱和的契机，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上，做好主动承接工作；创新体制机制，有效推进省际合作产业园区建设。在省际合作产业园区建设中，一方面要建立合理的税收利益共享和征管协调机制，调动沪苏浙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建立对沪苏浙的考核机制，使得“要我建”变为“我要建”。（洪功翔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
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进对外开放是安徽加快打造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的重要内容。新发展格局下，安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突出制度、平台、产业、商业模式、人才等五个路径。
第一，制度路径，打造制度型对外开放高地。一是高度重视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截至2021年7月，我国自贸试验区已累计在国家层面推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科技创新、政府服务等方面278项制度创新成果，要科学评估这些成果在安徽复制推广的程度与效果。二是主动对标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相关国际经贸规则。加强国际服务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环境与劳动标准等领域的开放探索。三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第二，平台路径，打造对外开放平台高地。一是发挥中国（安徽）自贸试验区在改革开放中的先导作用。着力构筑对外开放的载体、平台、链接、通道、合作、金融、营商环境等新优势，对标国际国内一流，大胆创、大胆试、自主改，多出示范经验，多出创新案例。二是发挥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芜蚌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等跨区域平台的作用。发挥平台政策绩效，提高产业创新、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力度。三是提高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开放型经济质量。复制推广发达省市自贸试验区和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试点经验，加强与沪苏浙开发区的有机链接。
第三，产业路径，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一是科学规划先进制造业产业链。合肥“声谷”、合肥和芜湖汽车、合肥和滁州家电、铜陵铜基新材料、蚌埠硅基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集群具有优良的基础，要对标世界级产业集群，构建“铜墙铁壁”“芯屏器合”“集终生智”为标识的先进制造业体系。二是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骨干企业。建立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企业培育库，采取有针对性的培育措施，加快形成一批根植安徽，自主创新能力、品牌知名度、资源整合能力、企业家影响力达到或接近世界级水平的领军型企业，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名企、名品、名牌。三是完善先进制造业产业链“链长制”。优化产业集群治理模式，形成政府、核心企业、行业协会相互协同的工作运行机制，实现内外“链”通、循环互动。
第四，商业模式路径，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一是培育跨境电商优势。推进线上集成、跨境贸易、综合服务的有机融合，创新试验区平台建设、技术标准、服务集成和监管模式，完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和生态链，促进物流通关渠道、单一窗口信息系统、金融增值服务的一体化。二是培育数字经济优势。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促进国际贸易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国际化，优化数字贸易生态。三是培育智能制造优势。大力发展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等运营模式，推进先进制造业集群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集群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
第五，人才路径，打造对外开放人才高地。一是坚持党管人才。发挥地方政府党委（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着力培育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持续加强与沪苏浙干部流动、交流与合作。二是加强人才与产业融合。聚焦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促进科技人才向重点学科、重点基地集聚；聚焦自贸试验区和开发区，促进产业人才向园区集中；聚焦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核心企业，促进企业人才创新创业。三是加强双招与双引融合。围绕强链补链畅链的人才需求，深化“揭榜挂帅”机制，促进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的深度融合；坚持全球视野、国际标准、市场导向，构建“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政策体系，让各类人才更好汇聚安徽、扎根安徽和建设安徽。 （冯德连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加强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
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任务，也是安徽打造“三地一区”题中应有之义，其现实紧迫性日益强化。安徽作为建设主体之一，应更加主动加力推进。共建长三角科创共同体，由安徽省委、省政府最先提出倡议，并与沪苏浙形成共识。 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签署了 《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之后在每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推进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都是重要议题之一。
通过各方努力，近年来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目前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是没有三省一市共同的统合性实施方案；二是科创激励政策互通性不够；三是支持联合攻关的区域科创共同基金有待健全。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安徽应以2022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为契机，将深化推进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列为重要议题，主动提出动议，形成更大共识，不断深化推进。
第一，推进长三角三省一市联合编制并实施“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规划”统合性方案。安徽可在2022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提出动议，把沪苏浙皖联合编制实施“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规划”统合性方案列入当年工作计划，借鉴国际大科学计划模式和欧盟科学技术共同政策模式，运用新型“举国体制”逻辑，凝练部署发挥长三角科创特色优势的战略性重大科创计划和项目，整合全域重要科创主体进行分工和协同，聚焦战略性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卡脖子”技术等加强联合攻关，从而以统合性实施方案、重大科技计划与项目以及联合攻关行动加强共同体运行机制，推进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实体化。
第二，加快设立长三角联合科技创新发展基金。安徽可与沪苏浙联合申报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联合创新发展基金，并在当前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设立的创业投资子基金基础上，争取成立长三角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和长三角产业协同发展基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和引导作用，带动金融资本和民间投资服务于科技成果转化，逐步完善多层次、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参照大湾区的财政科研资金跨境拨付做法，建立各省市财政科研资金跨行政区使用机制和管理办法，允许联合攻关项目资金直接拨付其他省市的牵头和参与单位，建立畅通的资金拨付 “绿色通道”，针对基础性、战略性关键科技研究开发，配合长三角共同体重大科创计划和项目，集中突破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物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战新产业“卡脖子”技术。
第三，整合共享科技资源，促成创新成果共用。当前切入口应是创建长三角科技资源数据系统和数据中心，构建区域科创合作信息网络。由安徽省科技、数据资源部门联合沪苏浙相关部门，开设长三角科技资源信息共享服务专门平台，实现智能匹配精准对接，增加在线专家服务。编制科创共同体合作信息事项清单，包括转化成果、技术难题、专业人才需求及其来源机构等，完善动态更新。
第四，密切长三角技术交易市场合作。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推动建立共办科创成果会展路演活动，密切长三角各省市技术交易市场合作。一是推动已有的长三角科技成果交易博览会、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中国（江苏）产学研合作成果展示洽谈会、杭州高新技术展示交易会等实行联合共办，打造高密度高效率的共享共用平台；进一步拓展完善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在皖浙设立分中心网络。二是主动加强安徽科技大市场与上海技术交易所、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浙江科技大市场的联动协同，提高各市场的联通共用性，使科创成果在长三角充分涌现、流动、落地。（宋 宏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总目标，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梯次演进的“串联”式发展道路，必须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中探寻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以农产品加工业倒逼农业市场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变革，在城乡工农关联互动中推进 “四化”并联叠加，充分发挥“四化联动乘数效应”，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从安徽“三农”实际来看，农业大而不强、农村基薄底弱、农民多而不富等乡村振兴的突出“痛点”，决定了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业工业化，以农产品加工业引领农业现代化、联动农村现代化，在一体设计、一并推进中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破解安徽农业农村发展“痛点”，助推工农城乡良性互动，必须把做强做优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坚定的目标追求和路径选择，战略突破口是以市场促发展，向加工要效益，必须坚持走链条互补、空间互动、创新互融、价值互利的路子。
一是突出链条互补，丰富农产品加工业层次。统筹“五个一批”工程和“158”行动，以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三加叠进”为路径，推进农产品加工产业扩链扩容。鼓励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中小微企业等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实现减损增效。强化头部企业和链主企业引领作用，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档次，大力发展营养均衡、养生保健、药食同源等食品加工和质优价廉、物美实用的非食用产品加工。推进综合利用加工，鼓励农业企业和加工园区引进转化提取、分离与制备技术，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能源。
二是突出空间互动，培育农产品加工集聚区。以培育千亿级绿色食品产业为契机，强化县域统筹和政策集成，在农业大县开展农产品加工集聚区 “一县一区”创建，形成差异化互动的功能板块。在粮食主产县，大力发展专用粉、生态大米、中央厨房食品等主食产品。在畜禽水产养殖大县，推进熟食、休闲食品加工。在蔬菜瓜果产地，发展净菜配送、罐装食品。以皖北和皖西南道地药材产区为重点，发展中药饮片饮剂、保健食品加工。以徽茶产业集群为重点，发展茶叶精深加工，开发高端名茶、超微茶粉、茶多酚等产品。以蚌埠、阜阳为中心，发展农业生物基新材料加工，开发研究绿色食品包装材料、生物基全降解材料等。
三是突出创新互融，强化产业发展科技支撑。大力推进科技强农，突出技术现代化的驱动作用，推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把产业发展的科技翅膀做得“又硬又好”。聚焦绿色丰产增效、产地加工与产后减损、绿色食品加工及质量控制、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等产业技术瓶颈和实际问题，定期发布科技需求清单，引导各类研发主体与市场主体开展产学研紧密合作，面向“卡脖子”需求精准研发。大力实行“拿来主义”，紧盯沪苏浙及其他先进地区农业技术转移转化平台，引进转化一批先进适用的农产品加工技术成果。
四是突出价值互利，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产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妥善解决好小农户做不好、做不了、做起来不经济的事。激发组织企业化的主体力量，运用合伙人思维，积极有序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兴业，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培育引进一批链主型龙头企业和农业头部企业，组建一批利益紧密联结、共营共享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进一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探索丰富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村集体经济互进互促的有效实现形式，把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产业链增收效益留给农民。（栾敬东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
增进长三角区域文化共识
长三角地区至少从宋代以来，除外来战争影响外，自身曾保持了千百年的稳定与繁荣，社会经济与文化事业获得极大发展。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由诸多内在因素导致，其中乡村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力量十分关键。
长三角区域文化认知的两个层面。目前一些谈论“江南文化”的著述，所进行多为“诗意”描述，如“水韵文化”“夜航船”等。其实，以理性的逻辑分析，将会看到，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乡村文化。传统中国是农业大国。长三角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素为“鱼米之乡”，两宋以前被称为“天下粮仓”，有谚语“苏杭熟，天下足”。八百里皖江沿岸及江淮地区的丘陵地区、淮河平原地区的情形与此相类，皆是传统农业的大基地；皖南山区是以林茶为主的山区农业社会。如此，长三角区域在乡村社会与文化上具有极大的共同性：其一，乡村社会构成上具有同质性——注重血缘关系的宗族社会；其二，乡村意识形态的同属性——儒家文化厚实沉淀；其三，乡村社会建构上的同构性——礼仪之邦的伦理打造。第二，市镇文化。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是自给自足式的田园、庄园经济，一般是停留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手工业加工业，物品交换主要靠集市赶集。宋代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几个大的变化：一是宋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长江以北，南宋王朝迁都临安后，则重心移到了江南，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呈现了极大的活力。二是宋代以后，大运河已不仅仅是承担“漕运”等官方、皇家功能，也为民间所用，成为经济的运脉。更为重要的是，宋代之前，中国经济文化重在“南北交流”，之后则转为“东西交流”为主，至明代，“吴楚贸易”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形式。长江水系是黄金水道，长江在宋代之后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动脉。上述的叠加，使得宋以后，商品经济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获得极大发展，传统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商品流通加速。赶集式的市集经济已不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要有一批人移居市集，专事商品贸易和农副产品、手工品的加工，市镇兴起，市镇经济获得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服务业的产生与兴旺，消费文化生成，文化消费加重，产生了“市镇文化”。
互动是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文化繁荣最大的力量是商业资本，其中徽商举足轻重。徽州本“介万山丛中”，境内“山多地少土瘠”。随着“靖康南渡”给徽州本土带来的第三次移民高潮，南宋时“人稠”问题开始出现，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初是缘新安江至杭州，接着缘大运河至江苏、山东及燕京之地；明代“吴楚贸易”显重时，徽商得益于长江的贸易。徽商“足迹遍天下”，在长三角区域云集最多，触及每一个市镇，他们或“行商”或“坐贾”，既有“寄籍”也有“寓籍”，最后就有许多定居了下来。这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还推动了宗族的互动和文化的互动。徽商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长三角区域乡村与市镇的宗族社会，与此同时，徽商不仅会被动接受客居地的习俗与文化，更会主动参与，还会将自己祖籍地的习俗与文化带到当地，在互动、互鉴中协同发展。
长三角区域文化形成的思想基础最根本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及价值观。其一是朱子的思想。朱熹不仅让儒家思想在其之后的六七百年里成为官方思想，更是使之下沉，构成民众意识形态的主流。朱子《家礼》被长三角地区的宗族奉为治族的 “金科玉律”。这是从根本上维系了长三角地区的稳定。其二，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南宋有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争，有著名的“鹅湖之辩”。其实，当时参与争论的还有浙江陈亮、叶适的功利学派，自觉作为“自由商人与手工业者的代言人”，至清代发展为“浙东学派”。徽州是“程朱阙里”，朱子思想在徽州有厚实沉淀。同时，徽州人早在明代中期，就突破中国传统具有等级意味的“四民观”，将“士农工商”还原为平等的四种“治生”职业，对此，徽州一大批学者、文人包括仕宦跟进。
总之，长三角区域有着传统的文化共识，对此，安徽更要有十足的文化自信！（刘伯山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