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年,一位文化巨人在俄国降生。他几乎从童年时代就开始追求真理,毕生为之上下求索,终于在垂老之年闻道于东方,从中国古代思想宝库中汲取到他渴念已久的精神甘露。他就是伟大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从时间上看,托尔斯泰自19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初思想发生“激变”之后,开始研读老子著作。其实他与老子的神会,从他的心路历程可以追溯到遥远。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从十六岁开始不作祷告……但我总还是有某种信仰……我也相信上帝……究竟是怎样一位上帝,我却讲不清楚。”此后漫长的一生中他无时不在追求这位上帝。这上帝就是真理、善、爱、“宇宙的精灵”、“心中和人间的天国”,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托尔斯泰主义中所包含的“对精神、对万物本源的信仰”。
托尔斯泰怀着对理想的憧憬,把求索的目光投向西方耆贤。在苏格拉底和斯多噶派那里没有这样的上帝。叔本华只为弱肉强食的社会张目,谈不上什么人的最高价值和博爱精神。他最崇拜的卢梭也不能给他满意的答案。卢梭虽然号召人们从巴黎沙龙“返回大自然”,但同时又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与完全的返璞归真相去尚远。面对“世界的合理性是恶,世界的不合理性是善”的现实,他又把求索的眼光投向东方。从1884年起,他开始大量阅读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充满东方睿智的古代思想宝库向他敞开。他在孔子的书中读到了“仁”,在孟子思想中看到了“善”,在墨子那里发现了“兼爱”,在老子哲学里终于找到了他称之为上帝和真理的最高信仰——道。他反复研究《道德经》,尊称老子是“伟大精神领袖”,说老子对他影响“巨大”;他编辑出版《哲人的思想》丛书、《每日贤人语录》、《阅读园地》等书,其中收入孔子、老子等人的著作和箴言;选编出版《中国哲人老子语录》并为该书撰写《论老子哲学的真髓》一文;在著述中向国人介绍、宣传老子学说,在创作中运用老子思想说明自己的观点。1893年他向著名汉学家咨询《道德经》德文和英文译本的异同,并选定德译本与人合作转译成俄文。今天我们在托氏未发表的文章《中国的贤哲》中见到他的部分《道德经》译文。其中正文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可译为:“可以叫得出名的神,不是永恒的神。”第二十五章中有:“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为了给它一个名,我称它为神”(原文: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人象地,地象天,天象神。神象他自己本人。”(原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至此,这位上帝和真理的求索者最终把“神”(上帝)和“道”直接划上了等号。
作为基督徒,托尔斯泰的上帝早已不在那些教义教规和繁缛的教仪中。“托尔斯泰信不信基督是一个神?——全然不信。他把他当作何等人呢?当作是圣贤中最高的一个,释迦牟尼,婆罗门,老子,孔子……——一切指示人以真正的幸福与达到幸福的必由之道的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托尔斯泰所追求的,是荡除一切农奴制和资本罪恶的道德完善的“人间天国”乌托邦。他的初衷原是福音书中所言:“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他说:“真理就是道。”他以这种寂静主义立场得罪了教会,于1901年被圣正教会宣布革出教门。然而也正是这种寂静主义为他打开了通向道家哲学的路径。
俄罗斯哲学家别尔佳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说:“托尔泰主义的学说是转移到社会生活和历史生活中的寂静主义的一种形式。”笔者认为,这里具体指的是托氏的非暴力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其实是一种博爱主义空想,却正是托氏认为在老子学说中可以找到的“天国”。
托尔斯泰早在1857年读普鲁东的著作时就说过:“最好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别尔佳耶夫指出,托氏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无政府状态,他追求的是“……自由的,取决于内部和谐和融洽的理想,即天国对君主帝国的胜利。”他终于在老子设计的“小国寡民”、没有政府意志的东方式农耕生活中找到了彻底的精神自由。
老子不是非暴力主义者,迫不得已时他也主张以暴力抗敌御侮,但他深知战争会给人民带来灾难,故力诫“君子”和“有道者”对战争务必慎重处之。“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用哲人的语言简赅地道出了《战争与和平》中所包涵的反战思想。安德烈公爵身负重伤躺在原野上仰望天空,平生第一次发现天空是那样高远,忽然感到对人生大彻大悟。当托尔斯泰翘首东方寻找思想的智慧和生命的真谛时,他在老子那里看到的正是一片使人顿悟的明净的蓝天。然而托氏却没有完整正确地吸取老子的思想,他竟借当时尚在进行的日俄战争向中国人民作不抵抗主义的荒谬说教,暴露出托尔斯泰主义反动的一面。
托尔斯泰最钦佩老子的“无为”哲学,因为他深感“真实就在于自然和无意识,而虚伪则在于文明和有意识。”据认为,他的“不用暴力抵抗邪恶”和“进行道德自我修养”的理论皆是从老子的“无为”学说发展而来。
从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是否可以说,托尔斯泰主要是在中国道家哲学中完成他的精神探索。他逝世前半年还在说:“假如我还年轻的话,那我一定要到中国去。”托尔斯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和尊敬,是中俄两国人民友好情愫的历史见证,这也说明了老子及其哲学思想的世界意义。